当国民贫富差距加大时，房价居高不下使得房产成为贫富的分水岭，在中国如此，在澳大利亚也是如此。一位年轻人告诉笔者：“很想去创业，但现在房价太高，如果创业失败可能就支付不起房租，所以还是当个上班族吧！”

  高房价已经开始扼杀年轻人的理想，因为年轻一代的工资和财富低速增长，随着房价的不断飙升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，从而成为“停滞的一代”。而那些通过买卖房子赚得一大桶金的炒房者，财富增长得非常快，甚至远远超过做企业的老板。

  法国经济学家皮卡迪曾在书中写道：“资本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，使得财富分配越来越集中，从而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”中国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。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，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．16，当时土地不允许买卖，没有房地产市场，就产生不了那么大的差异。

  改革开放以来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．462。而学界多种研究型数据更高一些，基尼系数从0．5到0．6不等，高收入层隐性收入很高。还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构成中，将近80％都是房产。因为有房价上涨的预期，在国人心中，房产早已不是生活必需品，而成为一种投资品。

  据世界银行数据，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包括：奥地利为0．231、丹麦为0．247、瑞典为0．25、挪威为0．252、芬兰为0．256、德国为0．281。高税收、高福利是这些国家的特征，福利保障水平很高。然而，发达国家通常征收用来抑制贫富差距过大的三大税——房地产税、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，在我国因种种原因迟迟没有征收。

  如果财富被少数人垄断，会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，加剧社会失衡。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发展缺少创新的动力，而收入低的阶层没有购买能力，从而造成经济停滞。因而，中国的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必须推进。

  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7月末也表示，“改革所得税制和房地产税制，才能更好地解决包容性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。”中国目前出现高房价和大量空置房的根本原因，就是投机炒房者太多，房子远离了商品的属性，成为一种低买高卖的资产。而且高房价扩大了贫富差距，投机房产的巨大利益使资金过多流入房市，也阻碍了实体经济振兴。

  加拿大风险管理顾问陈思进曾评价：“有史可鉴，房子一旦成为投资（机）品，必然产生泡沫。如果持续长期的低利率——货币宽松，再加上金融杠杆，房价泡沫必然越来越大。每次信贷猛增之后，随之都是金融危机的降临，甚至房价的大跌。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、南美房价泡沫、美国次贷危机、当前加拿大温多（温哥华和多伦多）房价泡沫，都是上述循环的案例。”

  最近加拿大学者就建议用高额房产交易税来抑制炒房者，对国外买家征收更高的房屋地产税，放松对可利用土地的不合理限制。7月26日，加拿大卑诗省府突然宣布对大温地区外国买家加征15％的物业转让税。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多次发出警告，要求银行注意市场动态和放贷数量。

  在过去的十年里，中国的房价大幅飙升，甚至一线城市的平均房价上涨了十倍，尽管政府对楼市调控多年，但房价却越调越高。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中提出“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”。开征房地产税是对高房价的杀手锏。如果设计好制度，可以使房价稳定在合理的价位，让更多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，从而激发经济转型的动力。从长远看，地方政府用征收来的房产税，可以补充财政收入，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。如果部分税收用来建公租房，可以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居所，让所有民众居者有其屋。

  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德国等都征收房地产税，税率平均在1．5％左右，以低于市场价的评估价为税基，评估价隔几年会适度调整。中国的国情是住房占有率在全球最高，征收房地产税的对象应该主要是多套房的家庭。综合各方观点，建议对于首套自住房可以免征，对于第二套房视其是改善用房还是投资房区别征收，从第三套房税率开始呈阶梯式上升，房子越多，税率越高，依此类推。

  而对于那些投机炒房者，应该使用高额的房产交易税。当前很多城市有较多的空置房，可以对空置房征收重税，但对出租的房子可以减免税，这样可以迫使空置房拥有者出租或出售房屋，从而增加市场上的房源。为了防止将房地产税的成本转嫁给租客，应当对租房价格上涨幅度有一定的限制。大量的房子进入租房市场，房租也必然会下降，年轻人可以降低生活成本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创业或创新方面。这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。

  当然，房地产税的开征可以向社会征求更多意见。对于如何抑制高房价，可以仿效他国，放松对可利用土地的不合理限制，减少地王频出的事件。而政府各部门应该达成共识，是任由房价继续涨下去，还是促其回归理性，让实体经济回归，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创造良好环境。